越来越远，并且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三个月后，他在同一家医院同一群白大褂的围绕下看见自己那整日哭泣的妈妈也被蒙上白布，像爸爸一样被推走了。然后其中一个白大褂摸着他的头，无比惋惜地说：“这孩子小小年纪，真可怜。”
从那以后，刘斌就非常不喜欢去医院。平时感冒发烧，宁愿在家里昏天暗地地躺着也不踏进医院大门一步，就怕万一自己进了那白茫茫的地方，也再也出不来了。
——那时候他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从二十七楼掉下来的花盆砸死。
不过，直到刘斌全身恢复知觉，终于艰难地半坐起来以后，他才确信，这里是医院，而自己还活着。
干净整洁的一间单人房，干净得有点过了头，一点人味儿都没有。他摸摸自己，好手好脚，头上也没有鲜血淋漓的伤口，同样也没有该有的绷带。
我去！刘斌扒拉着自己的头发懊恼地想，不管谁把他送来医院，总不至于连个绷带都不给上吧。
护士小姐没有，猥琐医生没有，传说中的呼吸器没有，连吊瓶都没有。整个房间一色儿的白，除此之外，空荡无比。
刘斌捏捏自己的脸，确信自己没有在做梦。屁股上还被什么凹凸不平的东西咯着，他这才发现自己并不是躺在床上——或者说并不是躺在传统意义上的床上，这一堆乱七八糟好像零件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啊？
敲敲脑袋，刘斌扶着墙慢慢站起来，小声喊，“喂——有人吗？”
唯有自己的声音回荡在房中，不停地在耳边重复“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点瘆人。刘斌尝试着蹦跶了两下，非常顺利，没有脑震荡引起的晕眩感觉，也没有失血过多造成的虚弱。
他这才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被花盆砸到头的时候，他确信自己是摸到了满头的血的，就算真的伤得不重，也不可能这样完好无损吧？
小心翼翼地扭开门把，探出一颗脑袋四处望，走廊上顶灯都开着，白惨惨一片，却半个人影都没有。
越发觉得不对劲，刘斌磨磨蹭蹭地挪出病房，观察一下，附近的病房都关着门。本着关爱邻里的原则，刘斌敲了敲旁边病房的门，在没有得到回应后把门扭开一条缝，提心吊胆地往里望。
——什么都没有。
直到打开附近所有病房和医生值班室的门后，刘斌不得不相信，这所奇怪的医院根本就是空的，自己大概是这里唯一的一个病人。
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自己一睡睡了七天，大家都跑出去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了？
低头看看自己，还穿着被花盆砸中时的衣服，t恤牛仔，再正常不过。就因为太正常了才怪异，病人都应该穿病号服才对吧，哪个护士小姐这么懒，连条衣服都舍不得换。
刘斌撇撇嘴，对目前的状况无计可施。医药费那么贵，自己是肯定付不出的。也不知道院长会不会把自己赶出去，不过在这之前得找到人问问才行。
考虑了半天，刘斌决定先到挂号的前台那边问问，不管奥运会开幕式多好看，挂号处应该还留有值班人员吧，开幕式又不能治病。
顺着长长的走廊一路走下去，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个人的脚步声，规律整齐地一下一下响着，让人无端心慌。
走廊的尽头一边是楼梯一边是电梯。电梯的灯暗着，似乎没有在运行。刘斌看看顶上那块绿莹莹的小牌子，上面写着“安全出口”，一个箭头指向楼梯间。
不死心地按了好几回电梯按钮，它却没有任何反应。刘斌气哼哼地把双手插回口袋里。
罢了，他也知道自己的运气近来很差，电梯什么的，想都不用想。
楼梯间显示这里是二十七层，刘斌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小区二十七层那对脑回路异于常人的夫妇，就是因为他们吵架乱扔花盆才害得他进医院，不知道现在吵完了没有。
二十七看来也是个不祥的数字。
等到刘斌气喘吁吁地爬到一楼，整个人几乎都已经呈现半虚脱状态。他自认为平常还是有运动的，虽然不是夸张的肌肉男，好歹跑个八千米没有问题。想不到只是被花盆砸一下头，这运动细胞就被砸得所剩无几了。
还没等他哀悼完自己的运动细胞，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钟声一下一下回荡起来。这是他醒过来后听到的第一种声音，悠长肃穆，让他想起从前读初中的时候，上午第四节课时最盼望的就是远处市中心那座大钟响起十二点的钟声，这代表着可以和几千人一起冲向食堂，磨着食堂大妈多给他加一勺肉。
不过今年已经二十八岁的刘斌再也不会像个愣头小子一样每天考虑的只是今天中午去食堂吃什么了，属于他的无忧无虑无知无觉的傻逼时光总是短暂的。困窘的生活使得他辗转在一家又一家专业对口或不对口的公司，拿一点微薄的薪资艰难度日，犹豫着周末要不要在青菜之外加一个炒鸡蛋犒劳自己。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遇到童磊。
刘斌是在高中的时候认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性取向的，然而虽然知道，他却从没有真正喜欢过哪一个男生。他根本没有空，他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才有可能考上好的大学然后找份好的工作，直到实现养活自己的目的。
只是偶尔做梦的时候，无一例外主角都是两个男人。来来往往那些花裙子、长头发的姑娘，在他眼里是漂亮的可以欣赏的对象，却不能让他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