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处境。包括小时候很贫穷，我也认为自己很快乐，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别人的富裕是什么样的。直到40多岁以后，我才知道有那么好吃的法国菜。我小时候生长在贵州的一个少数民族边缘小镇（镇宁县），在小镇读了小学和中学，随父亲工作变动，到了一个很小的城市（都匀市）读中学，然后考上大学。我父母分别是中、小学教师，虽然他们没有给我们宽松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我的教育上付出得非常多。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您是否满意？《回声报》/k：希望您接着往下说。任：我考上大学后，学的是建筑，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电子方面是自学的，改行了。《回声报》/k：后来我们知道您从军了一段时间，有人说您那段时间做的是工程方面的工作，也有人说是密码方面的工作，有人说是军官，也有人说不是军官。任：大学毕业后我是当兵了，当的是建筑兵。当然是军官，不是士兵。在中国“当兵”这个说法是指行业，而不是职位。我当兵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你们法国公司的工程。那时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向中国出售了一个化纤成套设备，在中国的东北辽阳市。我在那里从这个工程开始一直到建完生产，然后才离开。我跟法国很有缘分，第一个工程就是法国的。我从事的是石油裂解开始的油头八个装置的自动控制工作。当时有400或600多个法国专家在现场指导工作，他们教了我化工自动控制。因为当时中国比较贫穷，国家的理想就是每个老百姓都能穿上化纤的衣服。中国人那时认为化纤的衣服很挺，不打皱，很漂亮。那个化纤厂建好以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认为棉布比化纤好。化纤有个缺点，不透气，一旦着火以后沾在身上烧很危险。这个厂没有实现给每个中国人提供化纤服装的梦想，后来转变为做包装袋材料，而不是做衣服了。（记者：丝绸更好。）丝绸很贵啊，那就更不可能了。那时候中国人的总体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时期以化纤为主，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像现在法国奢侈品对中国的出口，在那时候连印象都没有，因为30年前中国的基本问题是解决温饱。《回声报》/k：当时您已经想到要创业了吗？因为创建一个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不是什么人都能想到的。任：没有。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要裁减军队，要裁减非战斗部队，比如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我们就脱下军装了。《世界报》/pande：你创建华为时，政府是否鼓励你们创业？任：我们脱下军装以后就要走向社会。其实那时我们很缺乏生活能力，因为不熟悉市场经济。中国当时正面临着社会转型，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既不懂技术，又不懂商业交易，生存很困难，很边缘化。我转业在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主要是盖房子的。（记者：哪一年？）1982到1983年，那时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公司，不属于石油系统，隶属深圳市政府。深圳想给南海石油多盖些房子，赚它的钱。我因为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管理方法，没有干好，人家也不要我了，我只好辞职找工作。《世界报》/pande：为什么走上电信这一行？任：如果我去卖水果，你也会问我为什么去卖水果。但是如果我聪明的话，不走上电信，也许对我的人生意义会更大。如果我去养猪的话，现在可能是中国的养猪大王了。猪很听话，猪的进步很慢，电信的进步速度太快，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不努力往前跑就是破产，我们没有什么退路，只能坚持到现在。我根本跟不上电信发展的速度。那时就是错误地以为电信产业大，好干，就糊里糊涂地进入电信了。进去后才知道电信最难干，它的产品太标准了，对小公司是一种残酷。但是我们退不出来了，因为开业后一点钱都没有了。退出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怎么生活，怎么养家。退出来，再去养猪的话，没钱买小猪，没钱买猪饲料。因此也不可能改行了，只好硬着头皮在电信行业前行。《回声报》/david?barroux：您是指开始很不顺利？后面才好些？任：应该是无知，我以为电信市场那么大，我做一点点养活我就行了。进来才知道电信不是小公司能干的，标准太高了，进步太快了。要活下来只有硬着头皮干到底，不然就干不下去了。那时应该说和我们同样傻走上电信行业的公司有几千家、上万家，也许他们早认识到他们的傻，所以转到别的行业成功了。因为不认识他们，我说不清他们的故事。《世界报》/pande：当时中国政府是否有鼓励计划，鼓励人们在电信领域投资？任：我们那时是因为傻继续走下来了，越往前走公司越少，越走越孤单。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上千万“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回城市，无法就业，政府那时鼓励大家去卖大碗茶、卖馒头等过生活。这些人那时叫个体户，做得很成功的就叫万元户。万元户的概念就是一年能挣1000欧元，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大明星了，政府渴望解决知识青年回城就业问题。我也就是个成功的个体户。有些成功的个体户开始雇工，成为雇主，那时有法律规定雇工不得超过八个。中国的市场化，私有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磕磕碰碰开端的。不可想象今天可以有十几万的雇工。中国那时还没有想到在高科技产业产生突破，高科技在那个时候